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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马云的平均资产是……
更新时间:2019-07-30

  近日某招聘网站发布了一份2016年夏季求职期平均薪酬城市分布数据,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在线多元的月薪位居全国首位,上海则以8962多元的月薪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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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著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十三五时期老龄化形势与对策》等专著。

  经济系数,是度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为“1”时,代表了极度的不均衡,也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有一个人把所有的财富都占据了,另一部分人就一点财富也没有。等于“0”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平均,人和人之间没有差别。

  大多数国家都落在中间。一般来讲,从全世界来看,如果经济系数超过0.4,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是多高呢?我们国家曾经最高的时候,2008年,经济系数是0.49,接近0.5。这样的一个指标,从全世界来相比,属于分配非常不均等的国家之一。比较发达国家,他们都会在0.4以下,大部分都在0.3到0.4之间。

  近两年中国的经济系数开始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或者说不用去管它,它可以自动校正。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仍然是国家现在非常应该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后改革当中我们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现在收入分配不均等,但是我们曾经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系数只有0.2到0.3,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低的。中国从一个比较均等的状态达到了现在不均等的状态,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我们的收入分配也开始分化。

  中国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让发展增长我们的收入,是我们最大的任务。于是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比较优势,利用要素禀赋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国家当时最重要的禀赋是什么呢?显然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因为我们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而且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口的增长也非常地快,尤其是劳动力的增长,更加地迅速。

  我们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比较好地配置我们国家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就得到了最充分地发挥和利用。全世界的投资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吸收外资的国家。外资为什么要进入中国呢?因为中国有非常丰富、便宜的劳动力成果。生产一件产品, 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劳动力,另外一个就是资本。

  用一个固定的工资,就可以雇佣任何我想要的劳动力的数量,这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不是工人应该得到的合理的工资水平,而是一个接近于他的生存需要的工资水平。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工资水平比他应得的要低,可是由于我们国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就使得我们的劳动力的价格没法跟着我们的经济增长一同增长,体现在收入分配上。我们的工资实际上就是劳动收入,在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劳动者得到的份额是缩小的,是下降的,甚至是偏低的。

  而资本得到的收益,相对来讲就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

  在整个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劳动报酬是增长偏慢的,资本的收入不断增加,而资本又有使我们收入更加不均等的倾向,那就造成什么?我们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不断加大。这样一种现象也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有,现在的发达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

  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无法根本解决其自身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阶级对立、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最终将走向灭亡。然而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却提出不同的理论,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贫富分化并不是最终结局。

  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叫库兹涅茨,他把发达国家当年的这样一个现象总结出来,就是说收入差距一开始是会随着这个经济增加的不断的发展,经济不断的增长,收入不断的增加而不断的扩大,当达到一定点以后,就开始随着收入的进一步的增加,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而开始下降,总结了这样的一个规律。

  从全世界来讲,发达国家都重复走过了这样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但是仍然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顶点上,是不是能够完成库兹涅兹的倒U型曲线的过程,实际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它最终能不能走向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发达的社会的收入差距问题都是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南美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而且我们也常常把他们叫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过去几年,媒体报道了非常多仇富现象。凡是富人,凡是开个豪车,然后住个豪宅,有些高消费,都会被社会尖刻的批评。媒体就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仇富心理。

  我们国家在过去改革过程中,确实有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和漏洞,使得一些人钻了国家的空子,使得我们国有资产的收益,应为全民所分享的收益,被一些人过度占有。这可能是我们国家过去收入分配问题中最大的一个不公的来源。

  收入差距固然很大,但是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一些制度改革不到位。今后的改革,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认识到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和症结之所在。十八大以来,应该说我们改革的步伐不断地加快。

  我曾经算过一笔帐,国有企业每年两到三万亿的利润,拿出来一半用于民生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比例。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现在已经从高点开始下降,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理想的目标。

  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是粗放的、靠大量要素投入的。什么要素的投入?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便宜的劳动力。大量投入来驱动的经济增长,要变成靠创新,靠人力资本,靠效率的提高来驱动的经济增长。

  过去赚钱的方式非常简单,到东部沿海地区,租一片地,挖开坑,建个厂房,拉来机器,招上人,开始生产,就开始赚钱,大批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发了财。

  新常态经济,我觉得今后应该是一个对劳动者素质要求比较高的年代。我们过去靠劳动力数量扩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从生育力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低生育水平时代。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刚全放开二胎,好像反响也不太热烈,我们国家这种低生育水平的趋势看来是没法逆转的。

  所以今后,我们要通过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长期的持续的增长,使我们的增加方式彻底转变到以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为推动力的增长模式。要转到这个模式上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劳动力市场中,建立对劳动者非常有利,同时又有利于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制度环境。我们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些规制都要发生变化。我把这样的一些制度叫做既灵活又安全的劳动力市场。

  所谓灵活,一个是找工作比较容易,换工作也比较容易。对于雇主来说,我今天想要这样的工人,明天我需要的工人条件变化了,我来回换工人也比较容易。这就是灵活。同时还有安全。劳动者要有安全感,工作一方面要稳定,收入要稳定的增长,同时万一我失业了,我要能够生活,要有基本的保障。这就要求我们的灵活性和安全性要得到统一。如果这两者不能很好的统一,走向哪一个极端,都会损伤经济的发展,最终损害我们的劳动力。

  按照现在的目标,到2020年,我们的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已经写进我们的十二五,十三五的规划当中。

  这个翻两番不是数字的翻两番,而是指真实的收入水平的翻两番。什么意思?就是要靠扣除掉物价水平。2020年一万块钱买的东西是我2010年的一倍。

  小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然而由于制度漏洞,一些公共资产被私人占有,也因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劳动力市场受制于资本,贫富差距加大。从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取,未来的经济增长应由创新驱动,建立灵活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促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